一个孤独症孩子家的“托孤”计划(今日/头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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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年4月2日“世界孤独症关注日”的一个活动现场,记者见到了一位特殊的母亲。虽然家中有一位孤独症儿童,但这位母亲依然面带笑容陪伴儿子做康复。原来,去年7月,35岁的小芳(化名)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——为自己6岁的孤独症孩子设立了特殊需要信托。未来当自己身故后,信托机构将有一笔500万元的信托资金转入信托账户,为其孩子提供生活所需费用。
为何在35岁就选择“托孤”?小芳的选择对其他孤独症患者家庭又有哪些启示?近日,记者采访了这位特殊的母亲。
小儿子3岁确诊孤独症
她边工作边陪伴孩子康复
小芳今年36岁,是两个男孩的母亲。在小芳记忆中,小儿子阿明(化名)3岁前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,但到了3岁时,别的孩子语言功能已经发展到比较好的阶段了,阿明的语言却还停留在比较简单的阶段,他不能详细描述一个东西的形状、颜色,也不能精确表述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子,并且他从小就有癫痫症状。那年小芳带着阿明到广州中山三院进行了检查,孩子最终被确诊为孤独症。
尽管如此,小芳并没有像一些家长那样觉得“天塌下来了”,她和丈夫坦然接受了这个结果。“应该说,这个结果没有让我们感到特别意外,尤其是医生说部分孩子癫痫和孤独症两种病都有,所以我当时也有了心理准备。”
平静归平静,但一家人还是面临着抉择——阿明需要更多陪伴,而小芳家的经济条件又不允许夫妻两个人中有人辞职。“其实在我身边,不少孤独症孩子家长都是其中一方辞职在家照顾孩子。但我的工作相对稳定,一旦辞职再回归职场就很难,而丈夫是家中顶梁柱,更是不能辞职。所以最终我们夫妻决定边工作边照顾孩子。”
为了帮助阿明康复,小芳还考取了RBT(注册行为分析员)。一天中除了上班,小芳几乎所有时间都围着阿明转,而阿明精力又十分旺盛。每天晚上把他哄睡着后,小芳通常也累得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。
为儿子“安排”未来
她选择特需信托为全家“减负”
对于帮助儿子康复过程中的辛酸,小芳很少跟别人提起。阿明患有癫痫,每当他癫痫发作时,小芳必须彻夜守在身边;阿明每次做核磁共振都需要口服镇静类药物,否则很难让他在设备中安安静静躺上半小时,有好几次,刚口服完药物的阿明还没有熟睡,把他抱到设备中他就闹腾起来,小芳只好重新预约下次再治疗。
阿明今年已经7岁了,每天上午在幼儿园、下午在机构干预,晚上及周末居家干预。原本阿明去年9月就可以上小学,但小芳选择让他缓读一年,有更多时间来提前适应未来的校园生活。
小芳和丈夫都有工作,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养老,最让他们放心不下的,就是万一将来夫妻俩老去或身故后,谁来照顾阿明。
在阿明被确诊为孤独症后,小芳第一时间就去找了一份兼职——她选择了工作时间灵活的保险经纪工作,这样即便哪天自己真的要辞去本职工作在家照顾阿明时,也不至于一下子没了收入。“但有一天我终究会老去,万一到时身边没有人可以担负起照顾阿明的重担,那可怎么办?我意识到必须解决孩子的托孤问题,否则我不能安心工作。”小芳说。
在做保险经纪兼职过程中,小芳接触到了特需信托。“特需信托把权、钱、事三者相分离,相互制衡、相互监督。将来监护人能够围绕阿明的生活所需,行使权力决定怎么花钱,但不能真正接触到资产,同时他还要接受来自第三方的监督。”
在她看来,信托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少家长的选择,是因为相对于普通的遗嘱、遗赠扶养等方式,信托具有更好的可执行性,可以让家长们确保自己的财产能够用到子女身上,但又不直接给到有心智障碍的子女,也不需将资金一次性交给监护人。“现在部分信托公司推出的信托产品,首先需要监护人和某个机构或个人签订意定监护协议,从法律上认定某一个机构或个人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,但在孩子的父母将来去世后由其作为孩子的监护人。只有签订了意定监护协议后,这个机构或个人将来才有资格帮孩子花这笔钱。”
在小芳看来,选择特需信托,一方面是要安排好将来自己老去后阿明的照护问题,同时也是为阿明哥哥的未来考虑。“哥哥今年11岁了,如果他将来找女朋友,女方知道家中有个孤独症弟弟后会不会有顾虑?我们不能让哥哥背负这个重担。”小芳说,从一开始,她和丈夫就没有考虑过让阿明的哥哥来照顾他。“哥哥将来会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,我们不能把这么重的担子推给他,这样对他不公平。”
不希望兄弟感情受现实影响
她选社会组织当信托“监察人”
去年7月,35岁的小芳为当时6岁的阿明设立了特需信托,那一刻,她觉得自己完成了“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”。但在35岁就开始“托孤”,小芳的选择也让身边的一些孤独症患儿家长感到不解。“在我设立了特需信托后,周围一些家长陆续来问我,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开始‘安排后事’?”小芳表示,她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“早作打算早安心”。
对于阿明的未来,她期待的理想状态是希望他可以自食其力、独立生活;如果阿明能力不如预期,最差的情况就是需要找托养机构。小芳希望兄弟俩的关系是“亲密而不绑定”,她希望哥哥是独立而自由的,不必因为弟弟这样的情况而背负过多的心理和经济负担,但也能够偶尔探望弟弟,并监督服务机构的工作质量。
小芳告诉记者,设立特需信托后“监察人”这个角色至关重要。监察人要负责定期探访阿明,看看他生活得怎么样、是否需要调整;万一发现有侵犯他权利的情况,监察人也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,维护阿明的权益。经过比较,小芳最终选择了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作为信托的监察人。一是这家社会组织有独立客观的立场以及社会公信力,能站在阿明的利益角度出发考虑问题;二是其对心智障碍群体有丰富的服务经验,能更好地监察信托支付的服务是否能满足阿明的需求。
“也许有人会问,我这么安排是信不过大儿子吗?是信不过我们之间的亲情吗?可我想说,‘无情’才是‘有情’。正是因为怀着对兄弟俩同样的爱,才不希望他们的亲情要经受拷问,我希望他们之间的爱更加纯粹,不被现实生活影响。”小芳说。
为了培养兄弟俩之间的感情。从阿明4岁起,小芳就让哥哥每天为弟弟洗澡,如今尽管哥哥也察觉到弟弟和普通孩子有所不同,但兄弟间依然相处得十分融洽。这也让小芳对于他们将来能否友好相处的担忧少了几分。
小芳认为,应该早点告诉大儿子真相,让他知道弟弟是一个特殊孩子,父母为他存了一笔钱是为了让弟弟将来能生活得更好;而丈夫则担心大儿子会觉得父母偏心。“最终我们商量了一下,还是等他再大一些,心智更成熟时再和他讲这些事,相信他会理解的。”
望特需信托更普及
帮助更多孤独症患者安享晚年
如今,阿明每个月的康复费用需要1万多元,而小芳和丈夫还要还房贷,再加上每年5.5万元的特需信托费用,一家的生活支出更大了。但她觉得虽苦犹甜,为了将来孩子也能安享晚年,现在辛苦一点是值得的。
对于阿明将来的照护问题,小芳觉得可以从信托资金里面出资,请专业机构进行照护,而不是由某一个自然人来负责。她告诉记者,在孤独症患者照护方面,一些家长存在“甩手不管”和“砸锅卖铁”两个极端,而她则希望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。
小芳表示,特需信托事关孤独症患者将来的照护难题和晚年生活质量,但因为很多孤独症患者家庭对特需信托不太了解,目前市场上推出的标准化特需信托产品还十分有限。她建议,相关金融机构应尽快针对孤独症、心智障碍患者等特殊家庭开发出更加精细化、规范化的产品;同时,要加大对特需信托的推广力度,让更多孤独症患者的父母更加了解,让特需信托成为帮助孤独症患者安享晚年的重要“保护网”,造福更多的孤独症患者家庭。
文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实习生 黄明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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